上周六，在被曝光后不到一天的时间里，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主管Joi Ito宣布辞职。“考虑到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新闻报道，我认为自己最好的做法就是辞职，我将不再是这个学校的教授和员工，即时生效。因为这些报道中的指控非常严重，这需要立刻进行一次彻底的、独立的调查。”他在邮件中写道，并表示麻省理工的总顾问会联系一家外部的法律公司负责这次调查。

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卷入了一则丑闻事件中，它接受了理财家杰弗里·爱普斯坦（Jeffrey Epstein）的捐款，后者已经被宣判犯下了性侵罪。据报道，两者在金钱上的往来，远比媒体实验室宣布的更多，而它也在试图隐瞒这一层关系。根据外媒获悉的数十页邮件和相关文件，尽管麻省理工的捐赠者数据库将Epstein列为“不合格者”，但媒体实验室仍然试图接受他的捐赠，向他咨询这笔资金的用户，并将他的捐赠标注为匿名，没有公开完整的捐赠额。其隐瞒对象不仅是普通公众，还包括麻省理工本身。

也许更值得我们留意的是，Epstein还担任了该实验室与其他捐赠者之间的桥梁，为它额外找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捐赠，其中包括著名企业家比尔·盖茨和投资人里昂·布莱克。根据外媒获悉的记录，再加上该实验室现有及离职教学员工的叙述，Epstein至少为它带来了750万美元资金，其中有550万美元来自比尔·盖茨，还有200万美元来自布莱克。捐赠邮件则直接表明捐款和Epstein有关。为了隐瞒和Epstein的关系，实验室的员工被要求“绝对不能透露这个名字”。

这些文件中揭露的金钱关系不仅涉及Epstein和媒体实验室，麻省理工也收到了Epstein基金的80万美元，只不过是在20年前，同时学校也为接受这次捐赠发表了致歉。上个月，麻省理工的主席L. Rafael Reif表示：“从现在看来，由于Epstein的所作所为，我们也为当初接受他的捐赠感到羞愧。如今捐款反而会分散人们对他恶劣行径的关注。我们如何道歉都不为过。”随后Reif表示会将这笔钱捐给一个保护性侵受害者的慈善机构。本周三，Ito宣布他之前还额外接受了Epstein的120万美元捐款，另外他还公布了Epstein曾捐给实验室50万美元和2.5万美元。麻省理工的发言人表示正在调查Jeffrey Epstein对该实验室捐赠的真实情况。

然而这份文件中的信息还不止于此。它表明，该实验室之前已经知道了Epstein的犯罪史——2008年，Epstein已经被起诉引诱未成年女性卖淫——当时他就已经不具备捐款的资格了。另外这些信息还表明，Ito和实验室的其他员工花费了很大功夫去隐藏Epstein的名字。Ito的日程计划中，所有与会者都必须写出全名，而只有Epstein写下的是首字母。当时他对实验室的捐款就被标为匿名。2014年9月，Ito向Epstein写信寻求10万美元的赞助，以帮助某位研究员。“请问您能再资助10万美元让这位员工的合同延续一年吗？”Epstein回复：“完全没问题。”随后Ito还将这份回复转发给另一个员工。当时媒体实验室的发展及策略主管Peter Cohen回忆了这封邮件：“一定要确保捐款是匿名的。Jeffrey的捐款必须是匿名。谢谢。”

Epstein负责引导的其他捐款同样被标为匿名。2014年10月，媒体实验室收到了比尔·盖茨捐的200万美元。“比尔·盖茨捐赠的200万美元是由Jeffrey Epstein负责联系的。在捐款记录方面，我们不能留下Jeffrey的名字。”在麻省理工的文件备注方面，只是写着“盖茨是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捐款，这位朋友希望保持匿名。”真正知道Epstein的只有一小部分人，“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份邮件会被转发给数十个人，Epstein的明白自并没有被提及，但人们还是会存在疑问。我为此感到非常不属实。以后有关Epstein的文件必须以尽可能低调的方式转发。”Cohen在写给同事的信中说道，另外比尔·盖茨的代理也向媒体实验室表盖茨也希望保持匿名。

然而该代理机构的发言人表示：“任何Epstein介绍的，和比尔·盖茨有关的捐赠都是完全虚假的。”有知情人士表示，盖茨很早就和这家实验室存在公开的关系，这次匿名捐赠一看就很反常。之前盖茨表示并没有接受Epstein的理财建议，今年八月有外媒报道，他和Epstein曾于2013年在纽约会面，讨论“增加慈善方面的开支”。

Joi Ito和Peter Cohen并没有对外媒的请求做出回复。Ito在公开声明中承认了和Epstein的关系，表示“很后悔让媒体实验室在过去几年里不断接受Epstein的资助。”他还承认自己“知道”这些捐赠，接受许可都是他个人给出的。然而这些邮件则表明他不仅和Epstein关系密切，还主动寻求过资助。

Epstein和一大批高调且富有影响力的人存在社交联系，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因为性侵未成年女性而遭到起诉。警方也多次调查了相关报道。2008年，一位佛罗里达法官起诉Epstein引诱妇女卖淫，当时他收到了一份存在争议的认罪协议，这让他免受联邦的调查，在监狱里待了不到13个月，其中大部分时间因为“工作”而经常外出。负责这次认罪协议的检察官Alexander Acosta后来成了总统特朗普手下的劳工部部长，但也因为Esptein而饱受批评，最后不得不引咎辞职。在Acosta辞职的同月，Esptein在纽约被捕，最后于上个月在曼哈顿的监狱里自杀。

媒体实验室里的现任员工和离职员工都公开表示有人试图隐瞒和Epstein的关系。离职员工Signe Swenson表示，正是因为实验室与Epstein的合作让她感到不舒服，所以她在2016年离职，实验室的领导层一直在试图隐瞒这件事。2014年时，Swenson还在麻省理工的筹资中心办公室工作，当时只是一名发展助理的她和Cohen吃了一次早饭，讨论了自己在媒体实验室筹资方面的作用。Swenson表示，当时Cohen就向她表示实验室正在和Epstein合作，同时还会寻找更多理财人士。“他说Joi正在和Jeffrey Epstein合作，而Epstein还会为我们介绍其他人。”Swenson回忆道。

当时她就发现Epstein在捐献者数据库中被列为不合格，“我知道他是个恋童癖，并指出了这一点，还告诉Cohen，这样的合作并不是个好主意。”但最后她还是选择尊重实验室的选择，并接受和他们一起工作。

随后她在媒体实验室工作的第一周，问题又来了。Swenson和Cohen以及Ito进行了商谈，询问如何才能从Epstein那里拿钱而无需向学校报告。根据大学内部的报告要求，捐献者必须表明身份。Ito则回答：“小数额的捐款可以匿名。”

2015年夏天，媒体实验室决定了如何花费Epstein帮助下获得的资金后，Cohen通知了实验室员工Epstein将会到访。这位富翁将会见全体员工，这很明显是为了吸引他为更多的项目捐钱。Swenson则表示：“我不认为他应该到大学里来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震惊了，一个恋童癖居然要跑到我们办公室里来。”Cohen则表示，邀请Epstein过来“多少有些不理智”，但“我们必须这么做——这关系到Joi的项目”。最终员工们都参与了这次会议，且没有提及Epstein的名字。这些高管也试图让这个名字在邮件中消失。

随后，部分教职员工反对大学和Epstein存在联系。副教授Ethan Zuckerman一直都在为此担心。他表示曾于2013年在一次教职工大会后找Ito进行了私聊，谈及了Ito日程中缩写为“J.E.”的神秘人物。“我听说你在和Epstein会面，我认为这是个糟糕的主意。”然而Ito表示：“他这个人很优秀的，你就不想见见他么？”Zuckerman拒绝了这一提议，并认为这种关系会给实验室带来负面影响。

2015年Epstein即将到来时，Cohen还通知员工，如果Epstein在的时候，Zuckerman突然来了，记得帮忙支开他。根据Swenson的叙述，Ito当时通知Cohen，表示“除非会议室里有她的两位女‘助理’，否则他绝不会进来”。Swenson拒绝了这一提议，但最终只能妥协，两位女“助理”只是在会议室外面等待Epstein。

与会当天，见到这两个女“助理”后，Swenson的疑虑进一步加重。“她们俩绝对是模特，看起来是东欧血统。我们所有人都对她俩特别好。甚至还隐晦地表明，如果她们不是出于自愿来这里的，我们可以提供帮助。”Swenson说道。

与Epstein的关系让许多员工感到不满。今年八月，包括Zuckerman在内的两名员工因抗议选择了辞职。Zuckerman甚至表示“与Epstein的合作并对此隐瞒，严重违反了麻省理工的价值观”。他还建议Swenson寻求非盈利组织Whistleblower Aid的法律帮助。“Jeffrey Epstein的案例表明了，只要有钱，性侵罪犯也能打开最高级别的慈善大门。Joi Ito和他的研发主管试图隐瞒Epstein的捐款，这个研究机构在隐藏事实。这需要一个勇敢的发声者站出来，然而这很危险，这些发声者需要我们的支持。”Swenson的律师John Tye说道。

富豪们一旦犯了罪，之前他们捐出去的钱也变得备受争议。在Epstein认罪之前，他曾向多家慈善机构、学术组织和政治机构捐过钱。哈佛大学曾接受过他650万美元的捐款，2006年东窗事发后，该大学的发言人表示不会退还这笔钱。2019年Epstein被捕后，该大学再次重复了同样的话。

2006年后，不少机构纷纷划清了与Epstein的界线，表示自己不会再接受他的捐赠，其中就包括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。然而一旦私下接受的捐款被曝光，这些机构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。这些钱通常已经被用了，捐款者也享受了税务减免。然而之前有外媒报道，Epstein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在事发后仍然和高等学府保持联系，让自己免于法律追究，从而继续犯罪。

Swenson表示，尽管她已经从实验室辞职，但她之前多少也参与了对Epstein的“掩护”。最近每当了解到Ito以及其他领导层之前的讲话都是谎言时，她心里也感到十分内疚。“自2014年以后，我也有参与隐瞒Epstein的事情。当听到谈论媒体实验室以及麻省理工与Epstein的关系时，仿佛这些事情在我眼前重现了一遍。”她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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